来源： 建筑学院
时间：2015-01-19
时间：2014年11月15日
地点：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
人物：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姜中光
采访人：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教师、建筑历史与技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李利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建筑历史与技术研究生党支部委员李茜
姜中光简介
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现任院城市研究所总规划师，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土木建筑学会北京建筑师学会理事。
先后从事工作有：建设部建筑科学研究院从事国外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湖北省“三线”建设新城市的城市规划与园林设计工作。建设部六局、国家建委一局从事居住区与公共建筑设计工作。中国建筑总公司海外部国外建筑项目设计工作。北京建工学院建筑系从事建筑设计与建筑历史理论教学工作，开发区、旅游区、城市设计等规划设计工作。现在北京建工学院城市研究所从事建筑设计、城市设计、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设计研究。
目前科研项目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西吴城遗址保护》、《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北京东交民巷原比利时使馆办公楼保护》、《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安徽凌家滩遗址展示设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东马坝人（石峡）遗址保护规划》、《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石家河遗址保护规划》、《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卢沟桥（宛平城）保护与展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南龙兴讲寺保护》等。
您能跟我们讲一下当年在清华大学学习的回忆吗？
姜中光：1956年经历统考后考入清华大学，当时还是学习苏联模式六年制教学，梁思成先生是我们系主任。其实最开始叫建工系，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因此入学加试美术，具体时间任务是上午素描和下午记忆画，但有意思的是，毕业没有学位，毕业就是毕业了。
在校学习期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当属一点，就是梁思成先生和吴良镛先生都比较重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同时也强调实践性的东西。当时的教育方针也是受前苏联影响，号召“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种学习模式。
其实回想起在清华求学的6年间的日子里，学习到的东西非常多。大学一年级，工种实习，偏重技术认识，中国科技大学建校工地上进行专业劳动实践，了解工地的实际知识；第二年，水彩学习，偏重艺术感知；第三年，工长实习，偏重组织管理，熟悉施工业务，对施工流程有自己的感性认识。然后高年级再扩展到规划，清华大学一直都是践行着大建筑学思想，到后来广义建筑学的思想。
等到了60年代困难时期，吃不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让我们早点睡觉，这样就不觉得饿。即使条件如此艰难，但我们的社团活动很丰富，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很饱满，现在回头看看对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求学及刚毕业工作时期，发生了哪些令您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姜中光：58年大跃进，当时我们国家钢材、水泥极其缺乏，但还要进行新农村建设，新农村规划设计（跟现在不一样）。所以老师就带领我们与土木系一起，在北京南部的徐水县实习，毛主席还去那视察过。现在仍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用新技术指导实际建设工作，像“芦苇拱”“竹筋混凝土”等，都是由于建设条件不允许，我们想出来的所谓新技术去建设。到现在竟然还有一栋房子留存，也算是一种物质化的回忆吧。
我们在60年的时候，经济条件导致材料的缺乏。当时设计小住宅2人，4m2/人，后来到7m2/人，再到后来15m2/人，那个时候还只有旱厕，条件相当艰苦。
还记得有一次是赵炳时、郑光中两位教授带着几位同学，参加建设乡镇一条街规划，当时还给县委书记汇报，确实学到了很多受益匪浅的东西。在那个年代搞建筑设计，真的有不可想象的困难。
大学毕业后下放到湖北工程局工作的那段时间，正值文革时期，我们这群下放干部又被称为是建工部“野战军”部队，被工人要求摒除“本本主义”，丢掉“洋拐棍”，要敢想敢干。本来当时知识分子做建筑设计就很困难，外加上社会压力，也因此出现过种种不符合科学规律建筑倒塌的现象。建一栋3层的楼房，一定要加层，导致楼房倒塌这样一种惨剧。这都是当时建筑行业不规范，没有形成一定的职业标准、法规导致的。现在回想起来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一段回忆。
调入学校后，推动建筑师注册资格考试制度的确立和建筑系通过评估可谓是令人心振奋的事情，您可以跟我们细说一下吗？
姜中光：到了80年代才有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建设部在全国成立了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国外注册制度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接着我们自己成立了一套教育培养评估制度。
作为原建筑系（今建筑学院）系主任（院长），那时有新四校，老八校，可以说我们学校还处于“第三世界”，并且当时还是四年制教学。我本人作为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提前了解到教育部的具体的评估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学制亟待改革的问题。因此，面临最难的问题就是学制改革，努力推动我校建筑学由4年制向5年制发展。
个人认为最成功的还是主持我校建筑学系评估，建设部全票通过。当时评估还有外国观察员，看到同学们当时的手绘建筑测绘图，大为赞赏。在现在看来，当时我校建筑系学生的作业质量非常高，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
另外，除了教育教学，我们还搞生产设计。学校虽小，但五脏俱全。建筑物理实验室，计算机教育教学教室都配置齐全，图书资料室也都具备。总体来讲，在当时的确是建筑评估的典范。
其中又有哪些人和事让您印象深刻呢？
姜中光：79年来咱们土木系，80年代初想着有机会去日本学习考察，学英语，就靠英语口语900句，发现还是学得越早记得越深。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也没去成。
再后来在中建公司，在欧洲的项目，让我有幸能去国外开拓视野，并通过接触一些国际招标扩大眼界，以此来辅助自己的设计创作。
1979年，因为咱们学校筹备建筑学专业，没有师资力量，因此借此机会努力调回咱们学校。因为当时特殊情况，咱们学校的教学楼都是能自己设计就自己设计的。像教一、教四、教五教学楼就是臧尔忠、张兆绪等人设计的。我以及其他同事共同设计的二阶、三阶。并设置了建筑专用教室做小设计，高年级进行快题训练，并采用师徒制，画图、评图、改图一套流程，老师们因为没有电脑，自己制作幻灯进行PPT交流。
再后来当时注重教育改革，带着陈静勇，后来他留校，一起去抓初步设计，抓平面、立体、色彩构成这种基础课，目的是使使大脑、眼睛、手三位一体，着重训练学生们的基本功，因此训练量很大。个人认为基本功比较重要。汇报东西做方案也一样，需要快速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您能否试着谈论一下关于我国建筑艺术研究的发展过程？
姜中光：我国几乎最早开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前叫文物保护。当时建工部，现在的建设部，是全国唯一的建筑科研单位，梁思成先生为当时的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南京分室是刘敦桢先生。还有重庆四川分室。那时候虽然穷，但是没钱也可以搞建筑艺术的研究，就民居嘛，然后就从民间发现了许多优秀的设计手法，至今仍受用。
梁思成先生说“除了我们国家的优秀建筑之外，眼光也应当放眼于国外”，因此我当时就主要负责国外建筑的研究，梁先生从国外带回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其中会有对纯粹建筑学“architecture”这样概念的研究。当时的建设部部长发表论文《论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引起了一片轰动，并认为建筑谈论风格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在当时被归属为“封、资、修”，即封建、小资、修正主义。这导致我国非常谨慎探讨建筑艺术的问题。到目前，中国几乎没有建筑领域的学术机构，只有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下设一个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到现在，国内关于Architecture学术机构几乎没有，因此对建筑本身缺乏理解。我们大量的建筑都是在单纯强调标志性，普遍存在片面的建筑观；现有的一批建筑师也是大忽悠，在表面上做足文章，有足够强的视觉冲击力，华而不实，这不是全面建筑观，片面建筑观。对什么是好的建筑，说不清楚，归根于对建筑“architecture”本身缺乏研究。国外当然也有剑走偏锋的建筑，但主流还是不变的。
对我们学校建筑学“产学研”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
姜中光：说到现今的产学研，其实在当时就很重视“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搞设计搞建设生产任务，包括我也做洛阳高新开发区这种的大规划大设计大项目。紧接着学校抓科研，学校成立城市研究所，到现在做了几十个大项目，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级别的，甚至世界级别的。当时系里面有一个理论历史室，也叫古建研究室，臧尔忠先生担任研究室主任，办过大专班，有的同学毕业就留下，当时组织师生暑假一起搞测绘，最有名的属应县木塔。并不是一般的法式测绘，进行参数（病态）测绘，而非法式测绘，绘制了有几百张图纸。做了很多重点文物测绘，修缮保护设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培养了一批培养汤羽扬教授、何力老师等优秀的师资力量。通过本科生的测绘实习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我们到现在也是依然继承并继续发扬着咱们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优势所在，在全国排行也是数一数二的。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筑也在不断的发展。材料和结构的创新，使原来不可能成为了可能。与此同时，电脑绘图也就成为了建筑设计的常用伴侣。但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同学，还是要先把基本功练好，掌握快速表现的能力，要记住手绘永远是最快最得力的表达助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去充实建筑设计，我认为这是必须的也是最基本的。总之，希望咱们学院越来越好！
